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鲜明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认识以及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论争

　　 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冲击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重塑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从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到甲午战败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论是为了“救亡”还是“启蒙”，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都是绕不开的关键问题。

　　 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强势异质文明进一步涌入国门。以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为先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主动了解西方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其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也都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政治制度来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推动了中国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以西方标准，开办工厂、训练新军、建设学校、派遣留学生。后来的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旗号宣扬改良。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逐渐深入，中西文化冲突也更加激烈。例如，首批走向世界的士大夫代表——薛福成提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变器卫道”“体用兼该”“道器兼备”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新”和“旧”，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化是由中国文化东传过去的，这就抬高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圣人的作用。可以说，他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是按照旧的传统文化来理解和接受西方新文化，兼有先进性与局限性。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制度支撑。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辛亥革命爆发，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全面改造国人文化思想才能救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出于迫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需要，出现了“打倒孔家店”“铲除一切封建糟粕”等偏颇过激行为，一些人认为中华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刻意忽视中国文化积极方面。例如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等等。

　　 当然，在这些“激进”观点发出强音的同时，也遭到了“东方文化派”“国粹派”等的反对。林纾自称拼了老命也要“竭力卫道”，他指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文学革命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钱穆也主张，“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甚至如辜鸿铭者，反将儒家典籍外译到西方，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更多的学者持有理性的主张。如，“学衡”派是以学贯中西的姿态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民族特性不可割舍。张岱年说：“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方克立后来评价道，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综合来看，这些探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消长，其背后深层次的是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出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要结束封建帝制，中国人须极力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从根本上批判传统文化，以此改造思想，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随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加深，其弊端也日渐显露，而且，一些思潮也有“文化侵略”的影子。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走出简单的肯定、否定，开始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但是，即便如此，国人依旧将近代落后的事实归咎于陈腐的传统文化，激进反传统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一直潜在地影响国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与理论总结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封建文化，秉持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和批判。虽然一段时期内个别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立，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和继承性。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明确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要求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区别开来，“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3年，毛泽东同志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释，明确提出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后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被合并成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并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化发展方针，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但由于“左”倾错误，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在“破四旧”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遭到全盘否定，许多文化遗产遭受浩劫，文化事业遭受摧残，教训十分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化建设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1993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要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可以说，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以此指导实践。

　　“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同时，他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之所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根本在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了。“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个结合”确立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范畴和现代价值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确立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魂脉”与“根脉”的关系，是可以并行不悖同时也必须共同坚持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中国的发展实际决定的。不仅如此，还要在此基础上将两者有机结合，从而达到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目的。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自成立以来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现代形式，中华文明包含着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深深融入当代中国人民的骨子里和血液中。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解决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

　　 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和革命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结合，这是由两者的内涵和特点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和突出特性；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尚均”“民本”等观念，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还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都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在创新吸收其他文明优点的基础上绵延发展。不论是汉魏时期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抑或是明清及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华文明都学习借鉴、博采众长。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包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华文明所吸收，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马克思主义一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能迸发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同时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更能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得以春风化雨、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发挥其现代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契合点，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总之，“第二个结合”本质上是对“第一个结合”的丰富发展，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廓清了百余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模糊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命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牢固基础，通过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和价值，让古老的东方文明再次焕发生机与活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心、凝聚民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我们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来源，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内需要精神力量凝聚人心，对外需要增强中华民族文化标识、文化认同和文化软实力。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文化基因和精神，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从而彰显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作者：赵剑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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